这一消息自11月下旬以来间断持续至今，且对正遭遇今年以来为严重的大气污染的京津冀区域而言，称得上是一件值得欣慰的喜讯：三地此举更被外界广泛解读成京津冀从生态环保协同治理道路上的“集结号”走向“冲锋号”的标志性事件。
环保治理“一盘棋”脉络清晰
以生态环保之名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正是京津冀三地践行的区域发展之路。当然必须承认的是，京津冀区域作为我国区域发展条件为完善与成熟的区域之一，被国家视为突破和引领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示范区域实属必然，但其中围绕生态环境的一系列作为也的确发挥着重要的催化和推进作用。
对于京津冀三地而言，围绕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也显然经历了一番在认识上的统一过程，更与具体的政策推进关系密切。早在2011年前后，彼时的大气污染问题正成为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当时，针对雾霾、PM2.5等展开治理策略讨论的时候，其区域扩散性质就被认清，而依此提出协同治理、区域联动治本的声音就已成为舆论主流。
随后，京津冀三地历经数年时间逐渐探索出了一系列针对大气污染的联防联控策略：除在共同监测数据和共享上不断加深合作，更在推动三地联动治理的体制机制上重点谋划。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办公室不定期的会议通气，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区域机动车排放污染控制培训交流会的具体实践，从三地陆续出台大气污染治理条例推动有关标准的对接、统一，到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整体方案率先在环境保护领域推动京津冀一体化走向现实，三地决心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洗绿”正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核心要义之一，更肩负着打造未来推进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范本之重任。
十个突破口堪称“个个关键”
京津冀三地山水相依，地域相连，交通早已四通八达，而污染物的存在亦让三地共同深受其扰。从早前的风沙污染到近年来严重困扰区域乃至全国的雾霾污染，软水，此外还包括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可以说，京津冀三地在确保生态环境健康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早就明确了联防联控的方向。
实际上，正是污染的客观存在以及影响范围，早就注定了寻找治本之策的方向。对此，京津冀统一污染排放标准等一系列涉及生态环境共同达标的政策方向逐渐被提上日程。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协议》有意将三地努力的成效一并纳入。
《协议》明确未来京津冀三地将率先从十项重点工作实现突破：
一是联合立法，在环境保护部领导下，共同编制《京津冀区域环境污染防治条例》。二是统一规划，以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保规划》为统领，共同制定大气、水、土壤和固废领域的专项规划，统筹区域污染治理。三是统一标准，建立区域协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逐步统一区域环境准入门槛。四是统一监测，在国家统一的大气、水、土壤环境品质监测和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的指导下，共同研究确定统一的监测品质管理体系，共同构建区域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五是信息共享，建立三省(市)环境信息共享平台，共享环境品质、污染排放以及污染治理技术、政策等信息。六是协同治污，针对区域共性污染问题，协同开展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共同实施生态建设。七是联动执法，针对跨区域、跨流域的环境污染以及秸秆焚烧、煤炭、油品品质等区域性环境问题，集中时间，开展联动执法，共同打击违法排污行为。八是应急联动，针对跨区域的环境污染事件以及区域性、大范围的空气重污染，建立预警会商和应急联动工作机制。九是环评会商，针对可能对区域大气环境、水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重点行业规划、园区建设规划和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环评会商。十是联合宣传，针对环境保护领域的重大政策、重要工作进展、区域环境品质改善情况等开展联合宣传。
不难发现，诸如统一标准和监测、信息共享和协同治污等都是近年来环保界人士屡屡呼吁的内容。正因如此，《协议》的签署才获得了更多正面评价，认为京津冀环保一体化渐行渐近。
兑现才是目的，我们还差什么?
#p#分页标题#e#既然目标已经明确，且京津冀对于环保一体化也早有共识，并被纳入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距离坐享三地治理成果，乐观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逐渐趋好即可?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原因是，京津冀三地距离真正的环保一体化还差“兑现”这一后环节。
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是我国开展大气环境污染治理和监测的知名人物，亦伴随京津冀逐步寻找大气治污治本之策一路走来。在他看来，京津冀三地在既定路线下寻求区域协同治理环境污染，还必须确保环境守法的落地实现。
这样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且不说以往全社会各地对环境保护缺乏应有重视时广泛存在对牺牲环境换取发展的默认，单就国家明确将环境保护提升至史无前例高度，并频繁经由环保部督察组开展巡视检查的当下而言，未按要求采取必要措施以减少污染加剧的作为仍然存在，这客观揭示了确保生态环保政策落地难度的可见一斑。
“京津冀在环保领域寻求一体化，必须遵循确保环境守法的路径，并对此不断加以促进。”马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指出，京津冀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上，终还是要形成强有力的基于法律、法规的约束，同时要在全社会共同形成积极的舆论氛围。
应该说，与马军一样对此喊出“将有关环境保护的问题和要求尽快纳入法制化约束的轨道”呼吁的环保人士的观点得到了响应。此次《协议》将三地联合立法置于十大突破口首位，并将共同编制《京津冀区域环境污染防治条例》，无疑让外界心生期待。
马军认为，之所以我国长期存在环境守法难题，就是因为环境违法主体往往能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变通方法，理由就是环境违法成本低，处罚轻，而环境违法后换取的经济效益极高。他建议，一系列可为的促进环境守法的手段和机制都应该尽快协同完善。比如，已经实施的“按日计罚”等严厉措施的执行落地，“唯有找到确保各个生态环境参与主体将环境守法视为己任，才能将各方政策目标予以兑现，当然这还必须确保各项约束手段得以发挥。这才是寻求区域环保一体化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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