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雾霾污染严重的今天，纯水，大力推广清洁空气先进技术十分重要，但是也要注意配套解决相关的机制、体制性障碍，调动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中国工业环保促进会会长、环境保护部原总工程师杨朝飞提醒，“要避免因推广一项好的技术，只让一部分人享受成果，而让另一部分人付出代价的现象。”
杨朝飞在首届“创蓝”国际清洁空气技术大会上的发言以两项清洁技术为例，指出了当前治理空气污染过程中存在的机制性障碍。
一项为空气动力公交车节能减排技术，该技术将刹车和怠速中损失的能量加以回收利用，不仅能够达到节能效果，还可以减排。但是，“在某市推广该技术时，却遇到一个小小的机制性障碍，即该市公交公司一直以油耗作为单位和职工绩效考核的标准。”这意味着，公交公司如果应用该项节能技术，不仅不能提高单位和职工个人绩效收入，反而还会降低他们的绩效收入，因此，虽然技术得到了认可，但是应用技术的积极性并不高，直到后来经过有关部门协调，解决了制度障碍后，技术才得以推广。在公交技术推广过程中，纯水，由于过去往往将耗油量与补贴挂钩，“耗油越多，补贴越高”，使得先进技术推广遇到一定难度。
另一项技术是油耗监测管理系统，可以有效监视职工偷油行为，弥补监管薄弱环节。杨朝飞发现，该技术方案也间接导致职工“收入”减少，因为一线职工收入普遍很低，偷油已经成为职工自主补贴个人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因此，安装监控技术后，职工出现消极怠工现象，为此公司与职工代表进行耐心有效沟通，双方达成共享节油技术成果协议，即公司决定拿出节油收入的30%用于职工个人奖励，以便调动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能源基金会环境管理项目主任赵立建也指出，技术本身不能自然而然发生作用，需要靠政策推动。“如果政策标准要求比较宽松，企业通过比较浅显的治理技术就能实现治理标准，那么，实行更好治理效果的技术就不会有市场。”
另一方面，赵立建表示，技术也能够推动政策和标准的进展，决策应该考虑到新技术能够实现的污染减排效果，进而改变原来的标准要求。政策推动技术，技术促进政策，应该成为良性循环。
近期，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实现政策既定的空气污染治理目标，需要的投资额为1.84万亿，而空气治理带来的GDP拉动正效益为2.04万亿，大于投入水平。这意味着新技术将具有较为广阔的市场，另外，与现有体制如何协调，疏通阻碍因素，同样重要。
体制性因素除了可能阻碍先进技术的应用，如何制度设计不当，还可能减损责任的分担。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认为，今年修订通过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就应该更加明确地方政府的责任，“让地方政府确定下来，究竟什么是达标，具体达标的时间，”一旦没有达标，就要对公众负责，法律应该明确承担哪些责任，只是在修法过程中没能加进去。
王金南说，以前的空气重污染应急大部分是环保部门负责，近期京津冀空气重度污染后，软化水，“几乎书记、市长，所有部门都动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动力。”
“达标规划不能只是依赖自上而下，能不能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结合起来?”王金南表示，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责任和事权，“现在这个问题比较突出，尤其是在当前，责任怎么匹配，弄不好就又把这个责任给甩掉了。”
原标题:专家：治霾新技术推行不能忽视制度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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