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解读土壤污染
中国土壤污染是这3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后果，污染源控制是比土壤修复本身更为紧迫的事情。虽然《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对中国土壤的污染状况给出了一定的数字印象，但从普查精度、标准可用性等来看，这个结果依然是模糊的，所反映的也只是现状，以前及将来态势又如何?这个调查并不能给出太多的信息。
以1990年国家环保局发布的重金属含量来看，锅炉软水，镉平均值0.097mg/kg(95%范围为0.017-0.033mg/kg),砷11.2mg/kg(95%范围为2.5-33.5)，汞0.065mg/kg(95%范围为0.006-0.272mg/kg)，铅36mg/kg(95%范围为10.0-56.1mg/kg)，铬61mg/kg(95%范围为19.5-150.2mg/kg)，结合1995年制订的土壤环境品质标准来看，可以看出镉、砷、汞的95%范围的上限与这个标准(镉0.30 mg/kg，砷30mg/kg，汞0.30 mg/kg)极为相近，也就意味着镉、砷、汞尤其是镉这个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中点位超标率高(7.0%)的重金属是这三十年快速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镉的大量排放的结果。
每年进入耕地的镉高达1417吨，各种途径排出的只有178吨，净累积1239吨，导致每年0.004mg/kg的增加，按照这个速度，只要50年全部土壤都会超过目前的环境品质标准。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要控制和改善土壤重金属污染，早日实现粮食安全，当务之急在于污染源控制。以稻米镉标准0.2mg/kg为例，年产1200公斤的稻谷的大米(假定1200公斤稻谷可以得到1000公斤大米)，所需要的镉的数量仅为2克而已。但从2010的大气沉降镉来估算，当年仅从大气进入农田的镉就达0.26克(变幅0.03克-1.7克)。不控制如此庞大的污染源，土壤污染治理就失去了意义。
以日本为例，其在1968年确定镉是痛痛病的元凶之后，迅速控制各种污染源的排放。到1974年，镉的使用量从1969年的2253吨下降到927吨，水处理，下降了60%，到1975年，关闭了几乎所有的矿山。在2005年以前，日本就关掉了大部分的镍镉电池生产厂。日本环境的镉安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样严格的镉排放控制下实现的。
中国耕地大量施用化肥带来的土壤酸化是土壤污染外的另一主要问题。有文章比较了广东1984年第二次土壤普查取得的24671份土壤样品的pH值和三十年后的数值，发现整体上pH从平均的5.70下降到5.44，纯水，也就是土壤中的酸度增加了1.82倍。而2010年《科学》杂志载文表明，三十多年来，中国所有土壤的pH值下降0.13-0.80单位，尤以耕地土壤pH下降多，也就是说耕地土壤的酸度增加了6倍，这在自然条件下需要数万年的时间。
土壤酸化主要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施肥结构从传统的农家肥转为化肥造成的，一方面大量施用化肥造成的土壤酸化将很大程度上改变植物对土壤养分的吸收效率，同时造成土壤重金属有效性的提高，另一方面，有机肥施用的减少，降低了土壤中的有机质，减弱了土壤对有效重金属的固定能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中国土壤问题，不能单看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一面，还有土壤酸化的问题。从时间角度来看，这个污染是三十年来重金属向环境的大量排放所造成的，即使到2010年，大气污染沉降还是一个主要污染源。因此，土壤问题是土壤污染和土壤酸化双重冲击下的结果。
在大气污染严重的情况下，叶片的重金属吸收途径也是作物重金属的一个重要来源。在现实科研中很多科学工作者发现，土壤重金属特别是铅并不超标，但蔬菜中的重金属超标了，结果往往解释为中国土壤的铅标准过高(250mg/kg)之故。
因此，在土壤重金属含量很低、但大气中的重金属含量很高的情况下，作物中的重金属并非只有土壤一个来源。据2010年推算，中国大气沉降中的镉含量高达0.4-25克/公顷/年，这意味着我们似乎忽视或者低估了大气污染对粮食重金属超标的影响，也意味着我们对土壤污染特别是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需要一种更为客观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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