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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雾霾经济的另一面：揭治霾千亿资金去向
2015年6月起，经济下行压力开始加大，在山东临沂、河北等地，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很多工厂关闭，全国数以百万计的职工下岗或者再就业，经济基本面的维护和社会的稳定成为各地关注的头等大事，环境保护法律的严格实施受到严峻挑战。
结构调整的难度加大，严格执法和保经济增长之间平衡已很难把握。一些地方甚至放松了对企业环境保护的监管。在此背景下，进入采暖季后，大气污染问题集中显现。如京津冀地区和东北地区的雾霾污染持续时间长，一些地方的PM2.5甚至长时间爆表。如2015年11月，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赴东北地区雾霾为严重的辽宁采访，发现很多工厂连基本的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都没有，有的即使有设备也不正常运行，环境保护部门的监管条件和能力严重不足。
在京津冀地区，北京市甚至启动了史无前例的红色预警，而且还在间隔不远的时间内发出两次红色预警。第一次发出红色预警，社会尚夸奖生态文明建设以人为本。但第二次红色预警发出时，人们开始担心红色预警可能成为常态，担心自己的生产经营和生活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第二次红色预警结束之后，空气品质依然严重污染，净水，但是却没有发出第三次红色预警。社会开始争论是否应当在教室里装空气净化器，以保卫我们的下一代。
基于此，一些人士甚至把2015年的京津冀地区雾霾与20世纪50年代的伦敦雾霾相提并论。
红色预警是应急措施，纯水，是末端的危机应对手段，不是常态，也不应当成为常态。红色预警社会成本太大，而且转嫁了污染者的污染责任，净水，也不合理。现实证明，在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下，常规的治理措施已经不起大作用，风已经成为驱除雾霾的关键因素。等风来扫除雾霾的尴尬现象，说明雾霾生成和加重的原因已不全然是《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个案执法问题，从更深层次来看，是我国全局性和区域性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能源结构、能源布局、生活方式出了大问题。严重的环境污染特别是雾霾污染，考验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挑战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信任和实施效果，必须引起重视。要解决雾霾，必须采取系列的革命性措施。
主要矛盾定位的革命
国家策略的制定与实施必须基于社会的主要矛盾。矛盾定位如不准确或者不清晰，行动战略及其部署就会出偏差。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社会矛盾被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笔者认为，在发展阶段，这一矛盾永远是一个主要的矛盾。目前，党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也是承认社会生产还是落后，并没有否定这一矛盾。但是，目前严峻的雾霾污染和水污染具有全局性，一些地区的环境容量已经基本用尽，环境安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紧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在此背景下，生态文明才得以进入“五位一体”的格局，碧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才得以成为社会的共识。也就是说，资源和环境问题已经事实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并且严峻程度不低于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基于此，有必要修改党章和宪法，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扩展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环境需要和紧缺的资源供给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生产问题显然包括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资源状况和技术落后等问题。只有定好位，把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紧缺纳入社会的主要矛盾，成为全国上上下下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立足于解决环境问题的生态文明理念和措施入党章、入宪法、入法律、入政策，才具备理论和实践支撑。生态文明的建设和改革工作，才能得到全面的部署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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