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火力发电领域“超低排放”的提出，电力SO2的减排量进一步被提高，而SO3的减排和排烟温度却被忽视。与SO2的远程污染相比，SO3贡献的二次硫酸盐细颗粒物量约为SO2的5.9倍，甚至更高，极大地加剧了雾霾的发生。而低温排烟造成环保监测数据失真，监管失效，一些白烟严重拖尾、藏污纳垢、烟囱雨严重的环保装置却可以轻松被验收为超低排放项目。不重视SO3脱除和排烟温度的“超低排放”也导致了众多“毒瘤”——“脱硫尾迹”及伪劣技术的产生。
关键字：超低排放 SO3 雾霾
1. “超低排放”提出的背景及现状
2013年，我国平均雾霾天数创52年之;2014年，净水，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雾霾依旧频频造访。中国大面积雾霾的主要原因是巨大的能源消耗(如：煤炭消耗)和长期积累的集中爆发。减少煤炭燃烧产生的大气污染物显然是治理雾霾的关键，然而，由于我国资源禀赋的特点和能源成本的制约，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改变。因此，清洁利用煤炭资源就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和落脚点。再者说，对于电力企业而言，为火力发电争取空间也是为自己的发展争取空间，因而煤炭企业神华集团率先提出了燃煤“超低排放”的概念。
所谓的“超低排放”，也被表述为“超洁净排放”、“近零排放”、“趋零排放”……一般要求燃煤电厂排放的污染物浓度达到现行《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中燃气轮机组排放限值，即在基准氧含量为6%的前提下，烟尘、SO2、NOx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5(10)mg/m3、35mg/m3、50mg/m3。
“超低排放”的提出有着其特殊的社会环境背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和政府实施“煤改气”的高额费用压力。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火电领域“超低排放”改造已在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等多个省市形成文件并实施。火力发电领域已掀起了一股“超低排放”的浪潮，并向全国蔓延。
2. “超低排放”误区之一 ——不重视SO3
自《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实施以来，我国燃煤烟气中的烟尘、SO2及NOx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然而，我国污染地区天蓝云白的效果并不明显。有不少官员曾戏谑地感叹道：“埋头苦干一个冬，不如老天一阵风”。
据中电联专职副理事长王志轩估算[1]，与现行的特别排放限值相比，燃煤电厂即使实现“超低排放”，其烟尘、SO2及NOx合计仅可多脱除0.47个百分点，进一步减排的比例还不到1%。由此不难看出，治理雾霾单纯靠提高烟尘、SO2及NOx的脱除效率以达“超低排放”的减排效果并不理想，甚至意义不大。
事实上，我国的煤烟气污染是复合型的，真正意义上的“超低排放”除我国所要求的烟尘、SO2、NOx超低排放外，还应对SO3、细颗粒物、酸性气体及汞等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进行限制。长期以来，公众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SO2和NOx上，鲜有关于其它污染物的报道，尤其是SO3的报道。研究表明[2]，SO3比SO2的毒性高十多倍，且具有强腐蚀性。不同于SO2，SO3气体暴露在空气当中，会迅速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产生白色的硫酸(H2SO4)烟雾，继而与大气中的碱性物质反应，生成大量的二次硫酸盐细颗粒(直径一般低于1μm)。这些硫酸盐细颗粒物在大气中具有很强的消光效应，是造成能见度降低和雾霾加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目前我国的“超低排放”只追求SO2的减排，纯水，却忽视了SO3的污染问题，这或许是我国在治霾路线上走偏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
SO3作为近地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在炉膛的燃烧过程中，气态SO2会进一步被氧化成气态SO3，若装有SCR脱硝装置，部分SO2在催化作用下也被氧化生成气态SO3[3]，研究表明[4]，SO3转化率大约从原先的1%提高到2%。假设我国燃煤平均含硫量1%，则一台30万千瓦燃煤机组排放的SO3的量至少为：5.78×107mg/h[6]。
#p#分页标题#e#至2014年底，全国火电总装机容量9.2亿千瓦，脱硫机组占煤电机组总容量的89%，其中95%以上安装的是湿法脱硫装置(氨法、石灰石-石膏法、镁法、双碱法等)，湿法脱硫工艺对SO3的脱除效率仅约20%[5]。若按20%计算，则全国火电机组安装湿法脱硫装置后SO3排放量：71.94万吨/年(按照年运行6000小时计算)[6]。
2014年，全国电力SO2排放量为98万吨，略高于SO3的年排放量(71.94万吨)，但由于排放到大气中的SO2需经过4-7天的时间，且仅有约10%会被被氧化为SO3(12.25万吨)[7]，因此，与SO2的远程污染相比，SO3贡献的二次硫酸盐细颗粒物量约为SO2的5.9倍(71.94/12.25)。进一步提高SO2的脱除率后，SO3/SO2的比值也将提高，如此，大大抵消了高SO2脱除率对减少二次硫酸盐细颗粒物排放的贡献，所以，SO3造成的近地污染较SO2更为严重，治理也为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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