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雄：惠州市博罗县环卫局局长
郑少鸿：陆丰市湖东镇党委书记
邱 波：光大环保能源(博罗)有限公司总经理
郝爱北：澄海洁源垃圾发电厂有限公司总经理
曹 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副主任
郭巍青：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唐 钧：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毛 达：北京零废弃发起人
稳评实际上是一种刹车机制，是对外部反对度和内部承受力的评估。科学的稳评要求事先跟群众做好平等的风险沟通，不是一上来就问你同不同意建。
要糊弄环评，也是可以的。但你糊弄完了开始施工，村民有意见，问题更严重。
政府不要站在公众对立面，不必拍着胸脯，替企业承担所有责任，说项目一定是安全的。那万一出了事，政府根本下不来台。
目前政府的决策是围绕项目落地考虑的，而不是风险共担。如果风险共担，那政府要先承认可能有风险，要承认居民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2016年4月21日，在项目公示期的后一天，浙江海盐县政府发出通告：“海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停止。”
当天，数百名居民上街聚集抗议，垃圾焚烧项目再遇邻避效应，软水，当地政府也陷入“一闹就停”的沉疴。
这已非近期邻避运动的孤例。近在一些大城市，亦发生了因修路、改建高压变电站等抗议事件。
“不要建在我家后院”——这是邻避效应的直接表现。邻避运动一直挥之不去。“邻避效应本身不可化解。”北京环保组织零废弃发起人毛达说。这是民众诉求的体现，但并非所有的邻避运动都会引发剧烈的群体冲突。
如何避免邻避运动演化为一场激烈冲突?近年来化解邻避效应有否新举措?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曾遭遇邻避运动的地方官员、企业负责人，以及关注此领域的专家、民间NGO，试图解答上述问题。
先放出风声，听民众抗议意见
南方周末：近年来媒体报道的邻避运动似乎减少了，是不是政府应对方式更成熟了?
曹峰：如果邻避运动客观在下降的话，可能跟2012年以来，国家对重大工程和重大决策实行的社会风险稳定评估有一定关系。
毛达：进步是有的，2015年我参加了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的环评听证会和浙江千岛湖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听证会，这是前所未有的。听证会都有火药味，阿苏卫的开了六小时，大家畅所欲言。本身是在走程序，但形式已经进步了。
南方周末：为什么有的建设项目遭遇邻避运动还能落地，有的就会遭遇大规模冲突?
黄国雄：我比较过两个项目。惠州2014年说要搬迁垃圾焚烧厂，选址一直在保密，消息封锁得很紧。突然报纸上就公开了，要建在我们博罗县城旁边，大家一下子接受不了，反对很激烈。后来市里明确说换地方，风波才平息。
我们县的垃圾焚烧厂是2012年立项，2015年建成。有几个选址，相对成熟的是湖镇。老百姓都想知道要建在哪里。我们商量决定，就放出风声，说初步定在湖镇，但还要环评，环评不通过肯定不建。
当时就有人反对，软水，我们组织了10个工作组，哪里有反对声音就到哪里做工作。从大道理讲到小道理，讲科学、讲利益，实在讲不通就组织他们去参观中标企业建的垃圾焚烧厂。参观回来，锅炉软水，他们有的说不反对也不支持，有些说建成像人家那样就没意见。如果没有信息公开，这个项目根本建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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