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广义还是狭义的PPP,在中国都不是新东西。
广义的PPP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锅炉软水,净水,政府开始加大力度引进外资。在一些技术相对复杂的基础设施领域,外资也顶着“专家”的光环参与进来。1984年,深圳沙角B电厂成为内地批准的第一个BOT项目,这也是第一个广义上的PPP项目,实质是政府和外资合作。随后,以1994年泉州刺桐大桥为标志,民营资本从也逐步开始进入PPP领域。
狭义的PPP则相对较晚,北京地铁4号线算是第一个成功由社会资本参与运营管理的PPP项目,从2003年开工到2009年正式通车,软化水,一直到后续的运营管理,该项目都充分展示了PPP项目的率,受到社会广泛认可。
本来中国的PPP应该以此为契机加快发展,但事实上,在2009年到2014年间,PPP几乎陷入停滞。核心原因有两个:
(1)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天量的信贷和投资刺激计划,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兴起,这个“影子政府”根本不需要搞PPP项目,而是直接以企业身份行政府融资之实,通过贷款或者非标就把资金问题解决了,所以很多纯粹出于融资目的的广义PPP项目就没了动力。
(2)前期很多采用PPP模式的项目逐步进入矛盾高发期,很多项目在后续的建设、运营、移交等环节出了问题,政府嫌麻烦,社会资本担心风险,PPP模式两头遇冷。
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之后,PPP才一步步重获新生。
自那以来,对PPP的支持政策不断升级。原因:
(1)中央需要PPP来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中央在2013年摸清地方债务,2014年开始控制地方债务,中央希望通过PPP减轻地方政府的融资负担,化解债务风险。
(2)地方需要PPP来稳增长。稳增长关键是稳投资,稳投资的关键是稳融资。43号文之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歪门被堵塞,政府债券的正门又没完全打开,所以地方政府有动力通过PPP融资。
从我们统计的PPP签约情况来看,这一轮PPP热潮是从2014年四季度开始初露锋芒,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加速,尤其是在四季度达到顶峰,这些变化的背后发生了哪些故事?中国式PPP是如何再次崛起的?本文将进行一次时间表式的系统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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